当前中西部也有工厂，农民工也在当地务工经商，不过，直到今天，中西部务工工资还比较低，工厂条件还比较简陋。
在现行官方背景的金融机构垄断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情况下，成都试点土地承包权抵押贷款就不能不舍弃农村农民实际，不理会国际上针对弱势农民创建的联户贷款、无抵押贷款等经验，迁就或者说适应现有官方背景的金融机构的僵化体制与机制，即需要有人担保与兜底。另一方面，试验信用村贷款得具有中国特色的模式，也困难重重。
在中国小额信贷成功案例的影响和国际组织的倡导下，后来有关部门也允许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通过评定农户信用等级来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政府万能论起源于30年代初，在世界的经济萧条和失业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传统的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可以借助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达到经济发展和就业均衡的理论受到很多非议，人们重新重视政府的作用。抵押双方的债务关系就此解除。同世界上所有的商业银行一样，我国现有的有官方背景的金融机构，如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还有农村实际存在的民间借贷乃至高利贷等，普遍信奉抵押和担保，以确保贷款的安全。苏俄革命成功后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万能论被推到了极致。
从此政府万能论开始占主导地位，凯恩斯学说成了当代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甚至可以说是占统治地位的一个学派。当借款人（抵押人）履行期届满三个月后，抵押权人（贷款人）仍未受清偿时，经双方协商可共同向当地政策性担保公司或指定机构提出收购抵押资产的申请，经审核后可按基准价收购抵押资产。他们大量的精力在应对政府，找出一些绕过现行政策的办法，进行所谓的制度创新。
所以，很多政府的行为就容易超越自己的职责界限。但张维迎先生却说：我们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会有短期效果。反腐败要‘表‘本 兼治 ，但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治本，也就是减少政府官员的权力。经济学越来越倾向于让市场自己调整自己、而不是靠政府管制的原因，还在于认识到管制的失效性。
用弗里德曼的话说，大量患者因为吃不到更新更有效的药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可能远远超出了政府防假药减少的死亡人数。所以，正确的结论就是：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必需的，重要的是政府的调控政策必须正确有效。
所以我的观点非常明确：面对经济危机，政府绝对不能袖手旁观，不能彻底无为，大家都明白一个经济学的常识——经济危机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表现形式却基本相同——从流动性泛滥一下子进入流动性彻底消失的状态。正如张维迎先生所说：如果凯恩斯主义是对的，政府就会为经济学家创造很多就业机会。[3] 美联储实行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市场信号扭曲，原本不该借钱的人都开始借钱，原本不该买房子的人都开始买房子，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开始投资，由此，房地产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剧膨胀。再说，政府在利率政策和信贷政策方面能够彻底无为吗？完全由市场来自然、自由和自发地进行可以吗？当然可以，在市场经济起源时期，就是这种完全依靠市场的纯粹的市场调节状态。
所以，如果没有政府对收入的调控，大多数劳动者的低收入和贫富二极分化是纯粹的市场经济的固有倾向和常态。我曾经著文指出：在市场经济中，几乎所有岗位，都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为自己争取合法的最大利益，并在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的同时，为国家和民族作出贡献。因为消费的萎缩，就必然需要增加投资和出口来填补消费不足的窟窿，于是低收入、低消费、高投资、高顺差和国企的高利润的现象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和常态。所以，在劳动力过剩的市场条件下，劳动者不能依靠集体的力量，只能以个人来面对强势的，相对紧缺的资本的竞争，劳动力的价格就不可能合理，低工资也就必然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常态。
这部分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只能以他们非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职业身份来谋取私利。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经济落后，人均GDP和人均收入都非常低下的事实情况下，片面地强调效率，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仅正确，也是一种无奈。
[1]客观上目前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模式都千差万别，各有特色。）那么在劳动力过剩的市场环境下的这种价格均衡的结果：一是，劳动力价格，即工资水平是在客观的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之下的均衡，二是，投资量也随着劳动力边际收益不合理地偏低而大于正常量。
而且，我们既必须以我们并不完善的理性来指导我们人类的实践，来争取最大的实践成果。张先生还说：根据美国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家德隆的研究，在人类历史上，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2000年的250万年间，人类花了99.4％的时间，即到15000年前，世界人均GDP达到了90国际元（这是按照1990年国际购买力核定的一个财富度量单位）。[16] 市场本身纠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纠正市场的毛病更为有效。但唯物主义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地脱离实践论而彻底地否认人类在在客观实践中的主体性。经济学是研究国民财富的（wealth of nation），而不是研究国家财富的（wealth of state）。自然，任何改革措施都会受到一些政府官员或明或暗的抵制。
那么，为了GDP的增长，我们究竟应该是刺激消费、刺激出口还是刺激投资？[23]我实在不可想象一个中国第一学府的经济学权威教授会对经济概念如此地下定义，在这里，我的质疑有三：第一，我在上面已经论证了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绝对的永恒真理，什么叫相对的？就是有条件限制的、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有效。那么，怎样把市场中人们的贪婪限制在正常的有效的范围内，就应该是政府的责任和职责。
我们不能看到市场有毛病，就简单地认为政府应该去管制。在这里，弗里德曼仅仅指出了政府对药品监管而附带的弊端，以引起人们重视，尽量避免这种弊端。
……第三个方面，政府怎么从一个地区性的垄断者转向一个全球性的竞争者。……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属于公民个人和企业的权利，在我们国家则被政府垄断。
但是综观当今世界，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在利率和信贷、货币发行量方面彻底退出，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张先生能够指出哪怕一个国家吗？如果没有，请张先生试图去说服哪怕一个国家愿意执行这种政策，看看能成功吗？3、面对经济危机，政府能够撒手不管，彻底无为吗？张维迎先生说：经济出了问题，人们通常会求助于政府，政府也认为自己责无旁贷。而在中国现实的客观环境中，正是因为民主政治的制度性弊端，使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群体无法依靠制度赋予的民主权利来争取和捍卫自己的利益，无法对公共权力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衡，才造成了中国目前严重的权力腐败和贫富二极分化二大社会毒瘤，同时也无法有效地建立和完善符合国民经济客观实力的福利制度。前几天，偶然地进入了张维迎先生的网上专栏，读了张先生十几篇文章，我对中国第一学府的大教授、中国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权威张维迎先生有关市场经济的部分理论观点实在不敢苟同，不得不在此向张维迎先生提出商榷。[27]如果说我们为了普通劳工的利益，最好是允许企业自由竞争。
但是，药卖了多少钱，他们并没有收益。更重要的是二害相权选其轻，我们必须，也只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对保障就业和提高不合理的工资水平二者之间作出政策选择。
张维迎先生还说：‘消费贡献率和‘出口贡献率与GDP的增长率负相关，只有‘投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正相关。那么市场可不可以完全不要法律规范？没有法律规范的市场能不能存在？正如张维迎先生所说，市场本身有纠错机制。
再看张维迎先生是如何来评价中国的《劳动合同法》的：判断一个政策的好坏，不是看它的目的高尚不高尚，而是看这个政策的效果。上文已经论证了政府行为是整个市场体系必不可少的，是必需的。
[30] 《劳动合同法》实现二年多来，中国人民的实践的结果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已经非常充分地证伪了张维迎先生的上述观点：一是，《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中国的就业状况，在面临世界性重大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也没有进一步恶化。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所以他们的精力主要用来预测未来消费者是什么口味，未来技术发展的趋势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新产品才能赢得市场。
如果你是人为地改变它，带来的后果就会比较严重。第五，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难以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使得一些经济方面的改革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劳动合同法对经济的伤害不仅仅是成本，也有对企业文化的伤害。如果有人说，自由主义仅仅是关于精英群体的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理论，那绝对是对自由主义的玷污和扭曲。
[30]《劳动合同法》实现二年多来，中国人民的实践的结果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已经非常充分地证伪了张维迎先生的上述观点：一是，《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中国的就业状况，在面临世界性重大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也没有进一步恶化。过去，我们用不争论的办法回避争论，但这种办法可能只适用于强势领导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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